膝關節在深蹲時有多少壓力，體重和槓鈴負重比膝蓋前屈角度更為重要。

文：劉仲恩（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2018年8月20號，當時年僅15歲的瑞典少女童貝里（Greta Thunberg）隻身一人，拿著親手繪製「為氣候罷課」（skolstrejk för klimatet）的標語，前往瑞典議會大樓外頭抗議，沒想到此舉竟然一舉打開了陳悶多年的氣候社會運動，受到童貝里感召，世紀各地的年輕人以Fridays for the Future為名，組織了氣候罷課大串連，希望透過學童的力量，敦促各國政治人物和企業積極採取行動，擔起對抗全球暖化的責任。事實上，社會學之於氣候變遷大有用，氣候變遷不只是需要透過科技手段解決的環境問題，更是重要的「社會」問題，社會學的想像，不僅僅可以幫助我們看穿個人生活與社會脈絡的連結，更可以讓我們想見「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兩者如何互動，洞悉我們如何建構出一個對環境大肆破壞、不永續的社會結構。

近年來，學術界的研究常以「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的角度理解氣候變遷，首先，我們可以從溫室氣體「排放貢獻」的面向來理解不平等，大多數的溫室氣體，僅僅是地球上少數的發達國家，少數的有錢人排放。我們如何理解氣候變遷？ 社會學的視角提醒我們，看似中立的科學知識，也都是在某個社會脈絡下生產，這幾年環境社會學最精采、也最有貢獻的研究，便是點出美國大財團和保守派團體聯手販賣「懷疑」，透過資助偽科學研究、媒體採取「假平衡」報導、使用假新聞攻擊等等手段，將科學界已經有高度共識的全球暖化現象，描繪成充滿不確定性的辯論，藉以延緩抗暖化的行動。在世界各地的礦業小鎮，當地居民也很容易產生對於煤或是天然氣的依賴認同，對能源轉型造成挑戰，而近來研究也指出，暖化懷疑論似乎有與各地極右排外勢力合流之勢，如中國暖化懷疑論者將氣候變遷視為美帝陰謀，而川普將退出巴黎協議說成對抗「世界主義」，都提醒我們知識和身分認同的關聯，社會學的洞見告訴我們，要溝通科學知識，還得回到行動者的世界裡來理解。或是針對氣候科學家與社運人士進行人身攻擊，轉移焦點到個人道德上，挑戰行動的正當性。以上來自化石燃料利益的反撲，讓氣候變遷從一個科學議題，變成一個政治極化的敵我識別證，在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間畫出了厚厚的同溫層，至今難解。

（編按：諷刺漫畫因版權緣故，有興趣的讀者可點擊最下方的原文頁面連結參考） 氣候變遷源於社會不平等，也加劇社會不平等 除了氣候變遷的知識面外，社會學也對於氣候變遷的由誰而起、後果由誰來承擔多有著墨近年來，學術界的研究常以「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的角度理解氣候變遷，首先，我們可以從溫室氣體「排放貢獻」的面向來理解不平等，大多數的溫室氣體，僅僅是地球上少數的發達國家，少數的有錢人排放。只是指出企業往往太短視，以致未能認識到自己的長遠利益在於顛覆競爭，不足以回應馬克思提出的質疑。

該公司很快將意識到，它可以暗中違反協議，任由銷量增加以提升盈利。」斯密及其追隨者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經濟有出現卡特爾、壟斷和其他形式的反競爭活動的強烈傾向該公司很快將意識到，它可以暗中違反協議，任由銷量增加以提升盈利。如果不會受到懲罰，理性的行為是追求自己的私利，即使這會傷害社會。

蘇格拉底則否定葛勞康的推論，認為即使不會受到制裁，所有人都還是應該守法。1933年3月，在一封寫給《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公開信中，蕭伯納和另外二十名英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堅定地替史達林的政權辯護，否定當時浮現的蘇聯出現大飢荒的證據。

這是我給曼訶．歐森的忠告，也是我給所有人的忠告。到了1930年代，許多人認同了這觀點，認為共產主義是出路。例如一家公司如果參與某種卡特爾或操控價格的其他協議，長期而言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但會因為無法頂住短期獲利的誘惑，決定降低價格搶奪對手的市占率。換句話說，公司老闆的思路將是這樣：無論我是否盡自己的一份力維持控制價格的協議，都沒有差別。

馬克思認為，各種形式的反競爭活動正顛覆資本主義倚賴的競爭。斯密最感興趣的互利合作例子，是商人聯手組織卡特爾或其他形式的價格操控安排：「同業中人很少相聚，甚至不會為了娛樂消遣而常相聚，但他們談話的結果卻往往是陰謀對付公眾，或以某種手段抬高價格。蓋吉士遇到地震，大地裂開，出現一道鴻溝。該公司應該盡可能多賣一些，利用市場上其他公司限制銷量而造就的較高價格多賺一些。

這個1930年代發展出來的有關價格操控的晦澀技術論點，最後對現代人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它衍生了我們如今熟悉的種種搭便車論點——它們的結論是合作是徒勞的。雖然已經獲得許多獎項和榮譽，他的履歷表仍以他的社會保險號碼為第一項資料，就像他必須證明自己是誰似的。

正因如此，卡特爾和破壞競爭的其他嘗試都將失敗。但《理想國》的故事不是這樣的。

它成就了一個有力的論點，告訴我們競爭畢竟是理性和自然的。假設一家小公司同意限制自身的銷量，以助維持業界控制價格的協議。事實上，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正走向自我毀滅，部分原因正在於資本體制中競爭受侵蝕的趨勢。蓋吉士走進深坑裡，發現一個金戒指，戴上後很快發現，只要扭轉戒指，他可以使自己隱形。我們需要更有份量的思想觀念。具體而言，是渴求解答亞當斯密留給後人的問題：如果企業自然傾向顛覆競爭、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我們可以如何維持競爭？ 斯密之後的思想家如彌爾（John Stuart Mill）和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一個答案，是人們往往因為過度短視而無法理性行事，結果無法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

要了解此中原因，我們必須稍為具體地檢視一個合作的例子。葛勞康實際上建議我們搭便車，只要這麼做不會受到懲罰。

搭便車被含蓄但斷然地否定了。曼訶．歐森（Mancur Olson）1932年1月出生於北卡州紅河谷（Red River Valley），家裡務農，祖先來自挪威。

如今我們很容易忘了當年許多人的世界觀。這論點有其道理，但作為捍衛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看來太薄弱了。

數十年後，他雖然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名人，但仍保留他的挪威口音和謙遜的農家男孩態度。葛勞康認為，只要取得這樣的戒指，我們所有人都會做偷竊、謀殺和誘姦這些事：我們守法，只是因為違法會受到懲罰。） 在此背景下，西方很多人渴求可以用來捍衛資本主義的思想觀念。他的一個典型見解，是以美國中部大草原的平淡語氣說出：「找一個有趣而且重要的問題，別管它被歸入什麼類別，然後努力解決它。

文：強納森．奧德雷德（Jonathan Aldred） 搭便車如何成為明智行為？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葛勞康（Glaucon）講了牧羊人蓋吉士（Gyges）的故事。（蕭伯納此後一直支持史達林。

但問題是因為市場中所有公司都這麼想，業界的協議很快將瓦解——或根本就無法達成協議，因為業者可以預料到協議將無法維持。價格操控似乎是個深奧的技術問題，但在接下來一個世紀裡，馬克思進一步探討斯密的論點，大大提升了這問題涉及的利害。

他很快就利用那隻戒指，偷偷進入王宮，誘姦了王后，殺死國王，奪取了王位。根據這種思路，企業之間的合作並不明智，而是愚蠢的，因為每一家公司都可以搭便車，利用業界其他公司的合作努力大佔便宜。

」斯密及其追隨者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經濟有出現卡特爾、壟斷和其他形式的反競爭活動的強烈傾向。該協議不會立即瓦解，因為一家小公司多賣一些，對產品市價的影響微不足道。1950年，有人請他選出「半個世紀的偉人」，他提出三個人：史達林、愛因斯坦，還有一個人是「說出他的名字會顯得我不謙虛」。此時就要介紹北達科他州一名農家男孩出場了。

他注意到，即使就個人而言，不合作短期內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人們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可以是明智的。在典型的好萊塢災難片中，蓋吉士將開著他的運動型休旅車，盡快離開現場。

只是指出企業往往太短視，以致未能認識到自己的長遠利益在於顛覆競爭，不足以回應馬克思提出的質疑。但首先，搭便車觀念需要有人將它從相對晦澀的經濟理論中釋放出來，應用在廣泛的社會上。

根據這種邏輯，價格操控協議是不可持續的——雖然業界若能以某種方式維持協議，所有業者都將得益。蓋吉士沒花什麼時間思考如何善用他的新能力